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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药残留成因及农民对其的态度
在这几年的农业事件发生的状况中,因农药残留而引发的食品安全公危机事件频繁发生:2010年1月开始,武汉、深圳、石家庄、北京等多地发现海南产豇豆高毒禁用农药水胺硫磷残留超标;2010年4月,连云港市连续发生多起食用韭菜中毒事件等。之后用农残速测仪检测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意味着较高的健康风险,摄取的残留农药经过长期累积会对人体造成异常严重的损害,可能诱发基因突变,致使癌变、畸形的比例和可能性大大提高,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消费者对高品质、安全、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产生了突出矛盾,也加剧了消费者对健康和本已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恐慌。当病虫害发生后,为避免潜在的产量和经济损失,生产农户会大量使用农药。研究发现,农药品种、使用次数与使用量是影响农药残留的主要因素。我国生产农户经常任意加大农药使用量和使用次数,并倾向于使用高毒、高残留甚至国家明令禁止的化学农药,在源头上为农药残留超标埋下了隐患。而政府在监管中的缺位和不力则为存在农药残留问题的农产品在市场上“横行”农民对其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现在我们开始从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政府规制理论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农药残留问题频繁发生的深层原因。理论框架根据经济学理论可知,农药使用量是由生产农户农药使用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私人收益决定的。由于农药使用引发的环境成本以及农药残留所引发的健康成本并没有内部化到私人成本中,所以私人成本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农药使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偏差即外部性,造成农药的大量而低效使用,引发了农药残留问题。如图1
横轴代表农药使用量,纵轴代表由农药使用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MPC、MSC分别为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向右上方倾斜,表明随着农药使用量增加,边际成本也是增加的。MPC包括农药成本和劳动力成本,MSC除包括MPC外还包括农药使用带来的外部成本,因此MSC>MPC,即MSC在MPC的右上方。MPR、MSR分别为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两者相等。而且要素边际报酬率递减决定(病虫害抗药性增加降低了农药的效果)了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所以农药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农药成本是主要的私人成本。降低农药价格,会造成农药滥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药产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农药市场已经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农药企业产能是市场需求的3倍。价格是农药企业竞争市场份额的主要策略。农药价格持续回落导致了农药使用量持续增加。价格下降时,农户会增加农药使用量,即农药使用量对农药价格的弹性较高。但由于虫害管理知识的缺乏和在虫害控制上较高的风险厌恶特征,农民经常过高估计虫害带来的损失,所以价格上升时,农药使用量对农药价格的弹性很低。于是当农药价格下降时,农药使用量增加;但是当价格上升时,农户并不会因此而大幅减少农药使用。我们对100户水稻种植者的研究发现,当农药价格提高50%的时候,只有5户农民愿意将农药使用降低22%。当农药价格提高到200%时,87%的农户的农药使用量也不会有明显减少。平均来看,当农药价格上涨50%时,农药使用量只会有1.1%的减少。农产品价格上涨,边际私人收益增加,农药使用量增加决定农药使用边际私人收益的主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上涨,边际私人收益增加,农药使用量增加。相反,农药使用量会下降。由表2
可看出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持续大于100,这表明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上涨。2008年农产品价格比2003年上升了64%,而在该阶段内农药使用量增加了26%,农药使用量相对于农产品价格的弹性为0.41%。
农药过度使用造成农药残留农药价格下降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推动了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少打一点没效果”用多一点无所谓”成为农户对待农药使用的普遍态度。在施药过程中,农户都努力使药剂覆盖整个害虫栖境,但受雾滴飘移和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实际到达生物靶体的农药量极少。大量农药流失到土壤、水体、空气中,少量农药则直接被植株截留形成残留,降低了农产品品质。而且流失到水体和空气中的农药在降雨、径流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最终又会进入土壤通过农作物的根系吸收进入到植株体内,形成残留。此外,农药还可能通过食物链在动物体内聚集。当食用含有残留农药的植物或动物食品后,人体就可能面临健康风险。